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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煮,这个名字真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北京特产了,如果不加解释,除了北京人谁能想到它是个怎样的吃食呢!
我与北京小吃结缘很早,儿时家住在南横街,离着卤煮老字号小肠陈只有几步之遥,记得那时南横街东头儿的半条街似乎终日都飘着卤煮火烧的香味。
小时候逢改革开放之风吹遍大江南北,胡同里有胆子做小买卖的,那时候叫“倒儿爷”或是“二道贩子”,都已经先富起来了,狭窄的胡同里紧贴着墙停着一辆皇冠轿车也是当时一景儿。
但大多数的工人家庭还是靠着厂子里的死工资过日子,所以下馆子绝对是偶尔为之,即便是小饭馆也不常去,因此儿时最享受的事儿就是家大人今儿个高兴,让我拿上保温桶,给个块八毛的去南横街东口的小肠陈端一桶卤煮回来。
这东西冬天吃是最享受的。胡同里天色已经黑了,路灯洒下惨白的光,作业已经写完了,端着保温桶急匆匆地闻着味就奔了小肠陈。店门口一定是排着队的。
进得店来先得去右手边的窗口买票儿,一碗卤煮是菜底儿配火烧,菜底必须买一份,火烧要不要、要多少都随意。因为店面实在是不大,所以好多老街坊都拿着小锅、小盆儿、保温桶买回家吃,在店里吃的都不光是为了吃,大多是胡同里的老爷们儿,在这儿连吃带山侃。
卤煮店里当然是以卤煮为主,也会卖点小凉菜儿,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卖白酒,那个年月好像还不流行什么口杯或是小二,客人全都是零打酒。柜台里都是一斤一瓶的绿瓶红星二锅头,柜台上有一个带刻度的烧杯,客人要多少白酒,掌柜的用烧杯给量。
从小家大人就告诉我,卤煮在旧社会是穷人吃的东西,那时我总觉得旧社会的穷人生活真好,能天天吃卤煮。其实就是这么一道被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是贫民食品的吃食,如果追根溯源却是源自宫廷的御膳。
卤煮是从苏造肉演变而来,在溥杰的夫人所著的《食在宫廷》这本书里就有所介绍,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巡视南方,曾下榻于扬州陈元龙的家里。陈府上有一个厨师叫张东官,烹制的菜肴很受乾隆喜爱,乾隆起驾返京的时候也把张东官带进了宫中。
张东官知道乾隆喜欢厚味的菜肴,于是就用五花肉加丁香、甘草、砂仁、桂皮、蔻仁、肉桂等九味香料烹制出了一道肉菜御膳。因张东官是苏州人,所以这道肉菜就叫“苏造肉”了。
后来这道菜传到了民间,因为苏造肉选用的是上好的五花肉,一般百姓还是吃不起的,到了清末光绪年间,一个叫陈兆恩的商贩,也是卖苏造肉的,他为了老百姓也能吃上这口儿,用猪下水代替了五花肉,而且还在锅里煮上了火烧,没想到这一改良,竟创出了卤煮火烧“小肠陈”的字号。
解放前小肠陈曾在第一舞台,也就是现在珠市口路北,丰泽园饭庄的位置摆摊,每当散戏之后观众无不争相尝一碗卤煮火烧,甚至像梅兰芳、谭富英这样的梨园老板也会点一碗,让送到后台。
卤煮火烧别看是贫民食品,但是做起来极为讲究。汤底使用多种中药熬制而成,而且根据季节变化,配方的比例也有所变化。
卤煮火烧从名字就能看出来,火烧是顶要紧的。小肠陈的火烧都是自家烙的,别看是面做的,泡在汤里嚼着依然筋道。火烧捞出来切井字刀,里头的芯不能有白茬,外皮儿还不能煮烂了。炸豆腐切三角、小肠切段儿、肺头切块儿,最后还得切两片五花肉搁在浮头儿,这为的是纪念卤煮火烧是打苏造肉那儿传下来的,这叫“不能忘本”,最后浇上一勺老汤,撒上腐乳、蒜汁,这一碗就算得了。
正宗的卤煮火烧是不放香菜的。这整套过程,我小的时候见过陈玉田老爷子做过。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老爷子在锅里捞东西完全不借助任何工具,直接下手在滚开的锅里捞。
这可着实不是个吃主该说出的话,无论古今,进嘴的东西都要干净,只不过旧社会穷苦人肚子里缺油水,所以洗肠子的时候不会洗得那么狠,要把肠子里的油留下来,自然味道重一些,而如今大伙肚子里不缺油水了,洗肠子的时候自然要“刮刮油”,味道就薄一些了。
其实不光是肠油,就连咸淡也是有变化的,旧社会底层劳动者解馋的卤煮,即便是咸点也无所谓,那些卖苦力的人一天的劳动量那么大,吃盐多点才有力气,而如今有那么大劳动量的人少了,要是还那么咸也就离高血压不远了,所以这种变化是顺应时代的。
前文说过,我小时候小肠陈开在南横街的东头儿,那时我奶奶家在小肠陈西边的官菜园上街,我姥姥家在小肠陈东边的粉房琉璃街,可以说小肠陈正好在我奶奶和姥姥家的中间。
那时候在我姥姥家待着的时候总能吃上这一口儿,因为我姥爷是小肠陈的忠实拥趸,怹是在粉房琉璃街南口摆报摊的,每天天色擦黑儿,报纸卖完了,怹便收摊回家,家里边姥姥已经为怹准备好了晚饭,因为我姥爷喜欢喝两口儿,所以时常叫我拿着保温桶去小肠陈买点卤煮回来。
记得南横街的小肠陈一直开到大概2007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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