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彩体育官网入口:“把啤酒搞到50万吨”

　　【事件】1978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出“把啤酒搞到50万吨”的重要批示。此后，我国啤酒工业全面发展。到1989年拉萨啤酒厂成立，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本地的啤酒生产企业。

　　我国最早建立的啤酒厂是1900年由人在哈尔滨开办的乌尔卢布列夫斯基啤酒厂(《哈尔滨历史编年》)。到1915年，才先后在北京建立了由中国人投资的双合盛啤酒厂及广东五羊啤酒厂。1949年前，我国只有七、八个啤酒厂，绝大多数由外国人所控制，酒花和麦芽主要从国外进口，啤酒的销售对象也主要是在华的外国商人及军队，还有一部分“上层社会”的人士。1940年，全国啤酒产量达到4万吨，其中大多数为日本侵略者军占用。到1949年，全国的啤酒年产量降到7000余吨，还不足目前一个小型啤酒厂的年产量。

　　从1953年到1962年，是啤酒工业的调整和发展阶段，新建了一批新的啤酒厂，啤酒年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8.2%。1963年至1972年，速度虽有所放慢，但啤酒产量仍增长1.4倍。到1978年，我国的啤酒年产量已经达到40万吨。

　　1978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出“把啤酒搞到50万吨”的重要批示。此后，啤酒生产全面发展。全国除外，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啤酒厂；全国除轻工系统外，其他部门如商业、农业、机械、国防、冶金等都建立了啤酒厂。一些啤酒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80年，我国啤酒年产量达68.8万吨。

　　在第三阶段，我国的啤酒工业高速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扩建和新建的啤酒厂如雨后春笋，啤酒生产规模也逐步扩大，有的省份几乎每个县市都有啤酒厂。据1987年的统计，仅浙江省就有啤酒厂104个。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国外引进技术、装备、人才，加快了啤酒工业的发展。产量翻番的时间缩短，到1982年，全国啤酒产量为117万吨；1985年，啤酒产量就达到310.4万吨；1988年，啤酒产量又翻了一番，达到654万吨。到1989年拉萨啤酒厂成立，至此，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本地的啤酒生产企业。

　　第四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的啤酒工业进入了旺盛的成熟期，一方面，啤酒工业继续以高速度发展，另一方面，开始对啤酒的质量、啤酒工业的经济效益更加重视，啤酒工业的规模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开始向大型化、集团化方向发展。一些中小型啤酒厂被大型啤酒厂兼并。

　　如今，喝啤酒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已是平常事。但让时光30年，喝啤酒对于普通老百姓家庭来说，则不是一件容易事。

　　从1978年，中央提出“把啤酒搞到50万吨”的号召，到1989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本地的啤酒生产企业，若问我国啤酒的生产能力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发生在1980年的一场“啤酒生产之争”则不可不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啤酒供应量虽小，供应点也不多，但由于工资水平低和生活习惯，饮用者不多而不显紧张；到了七八十年代，啤酒供应趋紧，要买到青岛啤酒或北京啤酒等名牌啤酒则是难上加难。啤酒供不应求的矛盾逐步激化。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和轻工业大国，我国却生产不出足够的啤酒，其主要原因是“重重轻轻”的指导思想在作怪，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轻重比例失调和不协调发展的状况尚未根本扭转，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必然会出现一些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产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啤酒紧缺就是明显一例。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是思想解放和百家争鸣的年代。先有理论界和新闻界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后有经济界和新闻界关于“生产目的性”的讨论，这两个讨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啤酒生产之争”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

　　当时担任《工人日报》总编辑的邢方群接受了新闻界同行们的重托，决定以发展日用消费品为主题，以系列评论配消息的形式展开鸣放讨论。头一篇就打出该报评论员文章《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旗帜鲜明地提出政府指导生产应当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为目的，企业应当努力生产包括啤酒在内的短缺产品为己任，配发消息的内容是轻工业部关于增加啤酒生产能力的打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日早间新闻联播中详细摘播，在国内引起轰动和连锁效应。

　　紧接着，又发表《增产日用消费品为己任》为题的评论员文章，配以啤酒扩大生产能力的增产措施的消息。然后，又针对生产日用消费品的困难和有利条件，从政策、资金、设备、原材料、生产基地、运输能力、物资供应、科技人才等7个方面进行专论。这些有针对性、敢于揭露矛盾、干预政务的系列报道见报后，其他报刊相应地配合发表各自的文章，一时间，增产日用消费品的话题响彻华夏，在工业生产企业特别是轻工业行业，反应尤为强烈。他们从这个讨论中开阔了思想，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进而焕发出千方百计增产日用消费品特别是啤酒的积极性。

　　随着全党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宣传导向的配合下，中央经济战线上的领导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从“重工派”变为“轻工派”。在1978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出“把啤酒搞到50万吨”的重要批示后，啤酒生产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中首先脱颖而出，被列为短线产品而得以优先发展。

　　当时，响应国家号召的不仅是哈啤、青啤等老国有企业，还有一部分乡镇啤酒生产企业应运而生。最典型的就是山海关啤酒厂，这家由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一位农民杨斌带头，用卖河砂积累的资金购进设备于1980年初投产的年产5万吨的啤酒厂。他们用“三重”——重金：为来厂人才在银行存款5万元作为职业保证金；重保：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险，同国营企业一样；重用：委以副厂长或车间主任的重任，从市区国营的秦皇岛啤酒厂挖来5位专业人才，使啤酒质量一跃而成为全国优质产品，冠以“秦海牌”的啤酒，还被中央和国务院机关作为夏季北戴河各疗养单位的专用饮料，产量也由5万吨跃升为10万吨，在关内外成为热门畅销品。

　　而以“国营老大”自居的秦皇岛啤酒厂，由于走了骨干又不善经营，啤酒大量积压，厂子面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思进取，反而以“挖社会主义墙角”为名，向市委状告杨斌等人。杨斌无奈，连夜进京求助于新闻单位，36家新闻单位的同志拍案而起，随杨斌一同前往秦皇岛同市领导论理，并在《工人日报》上展开讨论，结论是乡镇企业到国营企业招聘员工是人才的正常流动，而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杨斌等人办啤酒厂是改革开放的正常产物，而不是“兴资本主义之源”。当时，国务院主要看了这些讨论文章后明确表示：谁代表新的生产力就支持谁，谁把生产搞上去就扶持谁，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乡镇企业是新生力量。

　　这样的大讨论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全国啤酒生产厂家迅速增多，啤酒产量迅猛增长。同时，以山海关啤酒厂为榜样，众多乡镇企业涌现出来，成为啤酒生产的主力军，总产量占全国啤酒生产的2/3还多。